□ 安少龍

　　“新文人”與“新文人詩”：

　　當代詩歌的一種可能性

　　讀周衛宏的詩，仿佛能看到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態。這是一種文人的方式，詩意的生活，既有飽滿的現實感，又具有文化上的建構意義。

　　嚴格來說，“文人”是一個古代詞匯，更是某種身份的集合，令人聯想到古代那些精通諸子百家之學，兼具思想家、教育家、作家、學者、書法家、畫家、音樂家等多種身份且令人肅然起敬的形象。尤其那些擅長詩詞歌賦和琴棋書畫且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主流審美趣味的風流雅士。文人還往往與“士大夫”概念關聯在一起，令人聯想到古代的官僚階層或社會精英。它也讓人聯想到傳統文人的風骨、正氣、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也聯想到文人的隱逸、桀驁不馴和乖僻、出世。

　　但這樣令人浮想聯翩的“文人”群體早已經消失，有人說，現代以來再無文人，現代只有“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早已褪去了文化精英的光環，而成為社會分工中普通的腦力勞動者，“文人”作為人格素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也不能一概而論，仔細觀察，在當代知識分子身上，“文人性”還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比如在體制內，在那些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的“單位”骨干和精英中，往往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具有現代教育體制培養而成的知識結構，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同時也接受了西學的熏陶。他們兼具工具理性和人文情懷于一身，但他們的骨子里始終有一個擺不脫的“文人”人格形象。他們大多出生于農村，血脈中有農耕文化的深厚基因，對于鄉土社會有長久的記憶，有臍帶一樣的土地情結。他們又定居都市，中產階級的生活、體制內穩定的職業、鄉愁中永遠的故土、作為心靈寓所的文藝情結構成了他們安身立命的精神四維。長期的職業歷練，使他們對時代、社會的結構特征和發展趨勢有清醒、理性的認知，他們將科學知識分子的格物致知精神與傳統文人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特性集于一身。我們不妨將這一類當代中產知識分子稱為“新人文知識分子”。

　　尤其在近些年來，我們看到了一種越來越多的“文人雅集”現象，就是一部分志趣相投者，以琴棋書畫、詩文、品茗而雅集、唱和。他們的雅集當然會產生才華的碰撞，催生藝術的創作，會產生文學、藝術創作。但這種創作較少功利心，反而產生了許多真正的藝術品。他們的作品往往被坊間私人收藏，詩歌或散文往往通過自媒體平臺在小范圍傳播，供同道間欣賞、唱和。他們不以“發表”為目的，不以“獲獎”為追求，自覺不被卷入主流創作的人潮洶涌的競技賽道。他們中尤以生于“50 后”“60 后”的體制內從業者居多，也不乏“70 后”的身影。他們構成中國當代藝術、文學創作多元群體的一個層級，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文化活動在當代人文精神的重構和藝術審美范疇的嬗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么，我們是否把這種現象稱作是當代的“新文人”現象？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周衛宏的詩歌創作，是否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當代“新文人詩”的個體實踐？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周衛宏的創作是可以被歸入“新文人詩”這個類型的。他的詩是傳統文人情懷、現代人文精神、媒體人視角、知識分子思考的有機融合。他的人文情懷包括家國情懷、鄉土情結、社會現實關注。農耕文化、詩教傳統，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對故鄉的熱愛是流淌在他血液里的情感，但這一切都經過了他的現代知識分子視角的審視，并將文化觀察和文學表現融合在一起。因而他的這些文人詩就有了鮮明的當代特質。

　　鄉土、都市或鄉村之子、都市知識分子，這些以往被認為是二元沖突的元素統一在他的詩中，互相有機融合，而不是沖突，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他成功地做到了詩中融合的東西大于沖突的東西，完整的、穩定的東西大于離散的、沖突的東西。這在文化上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詩話”“史”“志”，這些詞都是方正而莊嚴的，體現著作者的虔敬和莊重，它們構成周衛宏的故鄉書寫的時空架構。“著史”與“修志”的后面，是對于鄉村倫理重建的構想。同時，他的詩中對于由村莊變遷、血親譜系、家族家風構成的“脈”與由鄰里鄉情、地名考古、山河記憶等構成的“絡”的書寫，也給當代詩歌中離散、空幻的“鄉愁”書寫提供了一個清晰、硬實的坐標。

　　作為新文人，周衛宏很少有傳統文人的消極悲觀、避世遁世出世的思想，他是積極入世的。在這一點上，應該說他更多地體現了農耕文化的務實、堅韌精神和民間文化的樂觀、豁達、包容精神。這樣，一個人的日子就是眼前，就是當下，就是實實在在的。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就是完整的，在完整中超越缺憾，追求平衡和圓滿。因此，周衛宏給當代“新文人”精神注入的，是一種鄉土傳統、現實關懷、都市審美三者相融合的文人情懷。他的詩中表達的這種積極入世精神，我們可以看作是當代“新文人”精神的一種重要特征。

　　從藝術形式方面來看，這樣一部詩集體現了周衛宏對于詩歌的理解和定義，即他的詩觀。首先，這是一部承襲了古典詩學傳統的當代文人詩集。關于四時變幻、風霜雨雪的節氣節令書寫在周衛宏的詩中是最多的，而這是文人詩的一個典型特點。此外，除了卷一之外，他把“史”“志”“詩話”等屬于不同素材、題材，因而需要不同文體來表現的內容統統用“詩”來處理，而且處理得如此嫻熟自如。從中國詩歌傳統來說，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古老的詩歌觀念，因為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詩的國度。古代詩文不分，天下文體統稱為文章，文章分韻文和散文，詩即韻文。韻文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記事敘事，因此天地人生社會的一切，無不可以入詩。就此來看，這部詩集正好體現了傳統文人的“大詩”觀。 “志”“史”中的人物和事跡都是真人真事，在題材上來說都屬于非虛構的，應屬于傳記或者紀實一類敘事文體的。小說人物詩話應屬于文學批評的內容，但在作者筆下，全都寫成了詩，因此，這也是對于傳統詩歌觀念的一種發揚。在諸種文體中，體現了作者對于“詩”的偏愛，甚至是近乎固執的詩的優先性。就現代詩而言，他的這種萬物皆可入詩的詩觀，無疑是拓寬了詩歌的領域，這同樣也是一種“大詩”觀。

　　個體的詩歌旅程：

　　有限自我朝向無限人生的寫作

　　周衛宏的詩看似樸實無華，近乎口語，但隱含技巧于無形。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的句式上及節奏、韻律感中，而且隨神賦形、變化無窮。還有他的巧妙的比喻、擬人手法，這些都可以看出現代詩的素養。他對于詩有著天然的領悟，詩歌技巧于他而言似乎是得心應手的技能，他對于詩的語言、語感、韻律、節奏、句式都把握得靈活而到位，使他的詩在形式上純熟、靈巧、圓潤而精致。他 的“十四行詩”中，西方的詩歌體式與中國的鄉土生活結合在一起，毫無違和感。

　　詩集中的“小說人物詩話”卷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文學評論，借鑒了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鑒賞”傳統，基本方法是“點評”。就其“詩體”來看，也可以看作是在小說基礎上的二度創作。以小說人物的故事為素材，進行了個人化的想象、理解和演繹。其中大部分是對原作中人物形象原有意蘊的正向闡發，但也不乏另辟蹊徑，有獨到見解的部分。這種寫法的特點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但其局限性在于由于其特殊的體式，恐怕很難歸入到現行的文學批評的類別中去。

　　套用當代詩歌批評術語來看，周衛宏的寫作可以說屬于“個性化寫作”的一個突出個例。他的詩歌寫作是非競技性的。他屬于不為了發表而寫作，且不把自己歸入某種詩歌共同體的那一類寫作者，而這比競技性的寫作更有難度，因為除了熱愛之外，作者還得始終保持對萬事萬物的那種永不衰退的敏感。

　　作為個體的詩歌日記，周衛宏的詩歌是寫給讀者的，更是寫給自己的。他獨自賦予所有流水般的日子以意義，使有限的自我向無限的存在敞開。對于詩，對于生命，這就足夠了。